中国文学史：第十一章 唐代传奇

第十一章 唐代传奇

小说到唐代产生了新的中国章唐体式，这就是文学唐传奇。它的史第出现标志着我国文言小说发展到成熟的阶段。正如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所说：“小说亦如诗，代传至唐代而一变。中国章唐虽尚不离于搜奇记逸，文学然叙述宛转，史第文辞华艳，代传与六朝之粗陈梗概者较，中国章唐演进之迹甚明，文学而尤显者乃在是史第时则始有意为小说。”

唐传奇的代传兴起和发展自有其社会、经济、中国章唐历史及文学等诸方面原因。文学农业及手工业的史第高度发展，城市经济的繁荣，市民阶层的兴起，既为传奇提供了丰富生动的新的题材，也适应了文人和市民阶层的审美情趣和遣兴娱乐的需要。佛道的盛行，民间对神异之术和因果报应之说的信仰，促进了唐传奇创作的繁荣。唐代诗歌的繁荣特别是叙事诗的高度成就，在情节曲折、铺陈委婉、描写细腻等方面都给唐传奇以影响；行文自由、生动流利的古文的兴盛为传奇的叙事抒情提供了方便适宜的文体。此外，源远流长的史传文学、六朝志怪、变文和民间文学，都从不同的角度为唐传奇的滋生繁衍提供了丰富的营养。

第一节 唐传奇的分期

唐传奇题材丰富广泛，主要有爱情、豪侠、神怪、历史四类。它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时期。

（一）初、盛唐时期

初、盛唐为魏晋小说向唐传奇的过渡时期。这一时期的传奇很少以人世为题材，与传奇兴盛期相比，反映男女之情的内容也比较少；在艺术表现上侧重于故事情节的描述而较少人物形象的刻画。代表作张鷟《游仙窟》以第一人称自叙途中投宿，在神仙窟与两女子宴饮戏乐之事。诗文交错，韵散相间，描写细腻，文辞华艳，又杂俚语俗谚、双关拆字等，明显受变文、辞赋影响，标志着传奇题材由志怪向表现市民生活、人情世态的变化。

（二）中唐时期

中唐是传奇的黄金时代，产生大量名家名作。这一时期作品的一个显著变化是由重在传述奇事转向重在抒情。最大的特点则是爱情题材的勃兴，使我国小说中第一次涌现出一批以不同形式追求爱情的生动的女性形象。艺术上也更趋成熟，人物刻画情节委婉动人，题材丰富，多取自现实生活，除爱情外，还涉及历史、政治、豪侠、梦幻、神仙等方面。如沈既济《枕中记》、李公佐《南柯太守传》，均借梦境写人世盛衰无常，表现了知识分子对功名利禄的看法，揭露官场的勾心斗角、尔愚我诈。有很强的讽时喻世意义。

爱情传奇在中唐占有重要地位，取得很高成就。沈既济《任氏传》是最早的借狐仙写人、写现实生活的作品。一反以往狐妖鬼魅害人的传统观念，塑造了一个聪明美丽、坚贞多情的狐精形象，具有反封建意义。蒋防《霍小玉传》描写了一个追求真挚爱情的倡门女子霍小玉被情人李益遗弃终于饮恨而亡的悲剧。白行简《李娃传》虚构了一个娼妓李娃与所爱士人荥阳公子历经磨难，终于圆满结合并获得很高荣耀的喜剧性结局，表现了作者对倡优女子的同情和品格的赞美，有浓厚的理想色彩。元稹《莺莺传》通过张生与崔莺莺的恋爱故事，塑造了一个个性鲜明多情而又矜持的女性形象。李朝威《柳毅传》写落第举人柳毅为备受夫婿凌辱的龙女传书洞庭湖，使龙女在叔父钱塘君的救援下重返娘家，经历一番曲折后终于与柳毅结为夫妇。作品写的是爱情故事，歌颂的却是柳毅这样一位“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讲信义，重然诺的极有光彩的知识分子形象。在他的身上寄托了作者的理想。

（三）晚唐时期

晚唐是唐传奇的衰落期。这一时期的创作特点表现为单篇作品减少，传奇集大量出现；爱情题材减少，历史和侠义题材增多。这些变化与中唐以后社会时局动荡及人们留恋盛世、企慕神仙的社会思潮有关。在无力改变现实的情况下，只好将希望寄托在扶危济困、除暴安良的豪侠义士身上。代表性的传奇集有牛僧孺的《玄怪录》、裴铏的《传奇》等。单篇作品《虬髯客传》写隋末李靖在长安谒见司空杨素，为其家妓红拂所倾慕，与他私奔，后得到豪侠之士虬髯客的倾力相助，辅佐李世民成就帝业。作品赞美并生动刻画了红拂美丽多情、机智豪侠、有胆有识的形象，歌颂了虬髯客慷慨豪侠的义举。

唐传奇揭露了封建婚姻的残酷，抨击了门当户对的等级观念，表现了对下层妇女悲惨遭遇的同情，赞美了她们争取爱情幸福的反抗和斗争；揭露并批判了现实的黑暗和统治阶级的种种丑行，歌颂了扶危济困、除暴安良的侠义行为。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

唐传奇叙事简洁明快，情节曲折委婉，跌宕起伏。将文采斐然的书面语与生动活泼的口语结合，形成生动、流畅、凝练的风格。运用对话、细节描写、对比、衬托等手法揭示了人物复杂的心理和性格，生动塑造了一个个鲜活的人物形象。取得很高的艺术成就。

第二节 唐传奇的成就及影响

唐传奇开辟了古代小说作为一种文体独立发展的道路，在我国古代小说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唐传奇的主题、题材和艺术表现对后世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追求爱情自由、否定荣华富贵等思想，成为后世小说、戏曲的传统主题。唐传奇中的不少故事被敷演成戏曲，如白行简《李娃传》被改编成多种戏曲，著名的有元代石君宝的《李亚仙诗酒曲江池》、明人薛近衮的《绣襦记》；元稹的《莺莺传》演为董解元、王实甫的《西厢记》；沈既济《枕中记》演为元代马致远的《黄粱梦》，使“黄粱梦”的故事家喻户晓。唐传奇虚构故事、叙述情节、塑造人物、运用语言的种种技巧，都为后世小说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艺术借鉴。唐传奇不愧是与诗歌并称为“一代之奇”的唐代文学的一朵奇葩。

第十二章 唐五代词

词是唐五代兴起的一种合乐而歌的新诗体。词的兴起，除了受唐代经济发达、五七言诗繁荣的影响外，与音乐有极密切的关系。中国诗歌自古便有与音乐结合的传统，迄至唐代，音乐共有三种类型，即沈括《梦溪笔谈》卷五《乐律一》所说：“自唐天宝十三载，始诏法曲与胡部合奏。自此乐奏全失古法，以先王之乐为雅乐，前世新声为清乐，合胡部者为宴（燕）乐。”宴乐，以西域音乐为主。曲目繁多，曲调新鲜悦耳，旋律灵活多变，适宜抒发不同的思想情感，需要长短错落、优美婉转的歌辞与之相配，因而促进了因声度辞的词的兴盛。

词的体制与诗不同。根据字数多少，词可分为小令、中调、长调三类。五十八字以内为小令，五十九字至九十字为中调，九十一字以上为长调。中调包括引和近，长调又称慢。除小令称单调不分段外，一般分上下片，也称上下阕、前后阕，称双调。也有少数词分三段或四段。早期的词，内容与词牌名相一致，如《渔歌子》吟咏渔家生活，《忆江南》回忆江南的生活和风物。在词的演变发展过程中，两者逐渐脱钩，词牌名只成了一种词谱体制标志。每一种词牌都有一定的格律：字数一定；讲究平仄，还要分清四声；句式参差不齐，少则一字句，多则十一字句；押韵位置一定，而不同的词牌各不相同：有句中押、上下句押、隔句押、隔三句押等等。

第一节 敦煌曲子词

词像文学史上大多数文学体裁一样，起源于民间。现传最早的唐代民间词是在敦煌发现的曲子词，故称敦煌曲子词。曲子词是词的早期别称，因词的产生原为入乐而作，后来才称词。别称“乐府”、“诗余”、“长短句”。敦煌曲子词题材广泛，作者众多，有“边客游子之呻吟，忠臣义士之壮语，隐君子之怡情悦志，少年学子之热望和失望，以及佛子之赞颂，医生之歌诀”（王重民《敦煌曲子词集叙录》）。形式上，保存了民间文学特有的明快质朴的风格，有浓厚的生活气息。语言爽直俚白，比喻丰富生动，但有时稍嫌粗糙。敦煌曲子词中成就最高的是爱情词。如《望江南》（莫攀我）真切直率地表达了女子被侮辱与被损害的痛苦和她对真诚爱情的渴望。《菩萨蛮》（枕前发尽千般愿）一连用六件不可能发生的事来立誓，匪夷所思，动人肺腑，与汉代乐府《上邪》有异曲同工之妙。

第二节 中唐文人词

词体在民间兴起后，盛唐和中唐一些诗人开始了对这一新形式的尝试。传说大诗人李白也写过《菩萨蛮》（平林漠漠烟如织）、《忆秦娥》（箫声咽）两首词，但文人真正认真地倚声填词，是从中唐开始的。有作品传世的作家有张志和、戴叔伦、韦应物、刘禹锡、白居易等，其中以白、刘二人词作数量为最多。张志和自称“烟波钓徒”，有《渔父》五首，其中最著名的是第一首，词中将江南的景色，渔父的生活，写得极其生动传神，表现了隐士淡泊闲适的人生情趣。一时和者甚众，并远播海外。

韦应物和戴叔伦的《调笑令》反映了边塞景象。如韦应物《调笑》（其一）：“胡马，胡马，远放燕支山下，跑沙跑雪独嘶，东望西望路迷。迷路、迷路，边草无穷日暮。”运用急促的节奏和反复重叠的句式，通过胡马焦躁不安的形象，烘托出复杂的情绪氛围。

白居易著名的《忆江南》中的两句“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把春日江岸与江水景色写得极其明丽鲜艳；刘禹锡《忆江南》中的“弱柳从风疑举袂，丛兰裛露似沾巾，独坐亦含嚬”，写来精致凝炼、细腻华美。都具有文人诗的特点，绝非俚词俗谣可比。

统观从初唐到中唐的文人词，不难发现有以下特点：第一，由于依曲调调式填词的风习渗入文人阶层不久，因此，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文人运用曲调的范围还比较狭窄，作品以齐言与小令居多，调式简单，平仄变化少，基本上是五七言诗的变调。第二，文人词在语言上一方面沿袭了民间词平易浅近，诙谐生动的特色，另一方面文人诗的语言以及思想情感开始渗入词中，使词逐渐脱离了原来的质朴生动但又粗糙简单的原始状态，成为一种正式的文人文学体裁。

第三节 花间词

五代时，后蜀赵崇祚选编十八家词人的词五百首为《花间集》，这是文学史上第一部文人词选集。十八名作者，除温庭筠、皇甫松、和凝外，均为西蜀词人。他们的词风大体一致，后世因称他们为“花间词人”和“花间派”。花间派尊温庭筠为鼻祖。特点是多写闺阁情事，情致缠绵，辞藻富丽。代表作家除温庭筠、韦庄外，还有欧阳炯、李珣、鹿虔扆、牛希济等。

温庭筠与李商隐并称“温李”。温诗风格秾丽，也有反映现实或抒发怀才不遇感慨的作品，如《过陈琳墓》等。写景也有佳作，《商山早行》中“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纯用名词性词组构成一幅深秋早行图，写尽旅人之辛劳，为人传诵不衰。与诗相比，温庭筠在词的创作上成就更高，是文学史上第一个专力写词的作家，也是晚唐善作“侧艳之词”的词人。今存词70余首，多写闺情。辞藻华丽。风格浓艳，声律谐和，词意含蓄。但题材比较狭窄，情致单调，色彩过浓。是近体诗向文人词的过渡，奠定了“婉约词”的基调。

《菩萨蛮》（小山重叠金明灭）是温词浓艳香软风格的代表作。通过对一位贵族女子晨起梳妆过程的描述，含蓄蕴藉地表现了闺中女子盛年独处的空虚、慵懒和孤寂。辞采华丽，意象绵密，刻画工细。温词善于运用比兴、象征、暗示、烘托等手法，创造绵密秾丽的意象、华美的构图和悠远的情韵，并富有音乐美。温词也偶有清新疏朗的白描，如《梦江南》（梳洗罢）描写女子清晨便倚楼相望，直到日落过尽千帆，仍不见意中人的从期待到失望的心理活动。情景交融，意境浑成，笔调清新自然。

韦庄的词现存50余首，与温庭筠并称“温韦”，与温词分别代表了《花间集》两种不同的风格。韦庄词一是在题材上不像温词多代女子立言，而是比较注重个人心灵的抒发，如《菩萨蛮》五首，抒发了作者的漂泊之感，离乱之痛和思亲怀旧之情；《荷叶杯》二首追叙了自己亲身经历的一段恋情。二是风格清丽疏淡，多用白描手法写闺情离愁和游乐生活，如《思帝乡》不事雕饰，用直白的口语表达了女子渴求爱情，纵被抛弃也无怨无悔的真挚情怀，风格直率显豁。韦庄的词下启南唐冯延巳、李煜，对《花间集》中的一些西蜀词人也有影响。

第四节 南唐词

以中主李璟、后主李煜、宰相冯延巳为代表的南唐词，时代稍晚于西蜀词，虽也表现出情致缠绵的特点，却与花间词有所不同，拓宽了词的内容和意境。不仅抒发了故国之思、亡国之痛，而且往往借对春恨秋思、男女情事的咏叹，寄托国事飘摇的深沉痛苦。词风清丽淡雅、擅长白描。

冯延巳是唐五代作词最多的一位词人。他所处的风雨飘摇的时代，浮沉不定的政治地位，使得他的词在内容上虽不出伤春伤别、流连光景，但逐渐摆脱了对女子体态服饰的描绘，多托儿女之情，抒家国之慨。抒情深挚幽雅，细腻微婉，较少浓辞丽句的描写。代表作有《鹊踏枝》其二、《谒金门》其三等。王国维《人间词话》称冯词“虽不失五代风格，而堂庑特大，开一代风气”，成为花间词向北宋词转变的枢纽。

中主李璟词仅存4首。《浣溪纱》其二最负盛名。作者用象征的手法，借花残叶败的景物、悲秋伤别的情感寄托国运衰败、良辰不再的感慨。意境阔大深邃，情调沉郁凄婉，自然蕴藉。相传“细雨梦回鸡塞远，小楼吹彻玉笙寒”二句得到宋代王安石的高度赞赏。

后主李煜多才多艺，诗文俱工，书画兼擅，词的成就尤高。其词以南唐灭亡被遣入宋为界分为前后两期。前期多写宫廷生活和男女情爱，后期由于经历了从一国之君到阶下囚的巨大变化，遂于今昔盛衰的对比、伤春悲秋的吟咏中倾诉了思念故国、悲悼亡国的深哀巨恸，凄怆动人。《浪淘沙》（帘外雨潺潺）、《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是其中最脍炙人口的作品。

李煜的艺术素养极高，他的词不仅具有真挚强烈的情感，而且具有十分鲜明的艺术个性。他善于运用白描手法，传达人物的情态和心理，于平淡中见新奇；还善于借助比喻、对比等修辞手段将抽象的难以言状的心理活动，化成具体可感的形象，创造出情景交融的意境。如写哀愁的深广、无尽无休：“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虞美人》）写离愁的纷乱难以排遣：“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乌夜啼》）李煜词的语言朴素生动，却耐人寻味，达到直白通俗与形象精练统一的完美境界。

李煜词突破了晚唐五代词的传统，使词由花前月下娱宾遣兴的应歌之具，发展为歌咏人生的独立抒情文体，开文人抒情词的先河。王国维《人间词话》中说：“词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遂变伶工之词而为士大夫之词。”高度评价了李煜在词的历史进程中做出的巨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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